（1897·3·14—1971·9·5）

      笔墨取于物，发于心；为物之象，心之迹。作画要写不要画，与书法同。一入画字，辄落作家境界，便少化机。故张爱宾云：“运思挥毫，意不在乎画，故得于画矣。”吾国绘画，笔为骨，墨为肉，色为饰。西子盛装，固美，淡妆以至无饰，亦未尚不美，而此间风韵自别。

 
潘天寿《石寿》80×150cm  1957年作 成交价402.5万元

      画事之用笔，起于一点，虽形体细小，须慎重从事，严肃下笔。使在画面上增一点不得，少一点不成，乃佳。

      作线作点，大笔要圆浑沉着，细笔要纯实流利，故大笔宜短锋，如短锋羊毫等是也。细笔宜于尖瘦，如衣纹笔、叶筋笔是也。长锋羊毫，通行于近代，往往半开应用，非古制。

      作线忌信笔。信笔者，即随笔滑去之笔也，即无所谓落笔，亦无所谓收笔，无从谈“无垂不缩”、“无往不复”、“积点成线”、“入木三分”等意趣，轻率而少变化。以颤笔作书画，虽非郑重纯实之路，然胜于信笔多矣。执笔须平直，笔锋须尖圆，以圆锋直下着于纸面上，所成之线与点，即是圆笔中锋矣。

潘天寿《兰竹图》60×47cm  成交价460万元

      用笔须强其骨力气势，而能沉着酣畅、劲健雄浑，则画不可流于柔弱轻薄矣。古人用笔，所谓力能扛鼎，即言其气之沉着也，此与粗率蛮笨之笔线囧为二致。

      逆笔用笔锋而逆行，故易沉着苍老；拖笔用笔肚而斜拖，故易枯率浮滑。云林折带皴，虽为拖笔，然仍用笔锋为多也。

      用笔忌浮滑，浮乃飘忽不遒，滑乃柔弱无力。须笔端有金刚杵乃佳。

      用笔须不刚而刚，不柔而柔，柔中有刚，刚中有柔，世所谓绵里裹铁是也。

 
潘天寿《竹石双禽图》131×31cm  1953年作 成交价460万元

      画事用墨难于用笔，故吾国绘画，由魏晋以至隋唐，均以浓墨线作轮廓。吴道子作人物山水，尚如是，故有洪谷子（荆浩）有笔无墨之评也。自王摩诘，始用渲淡，王洽始用泼墨，项容、张璪、董、巨、二米继之，渐得墨色之备，可知墨色之发展，稍后于笔也。然而笔为画之骨，墨为画之肉，有笔无墨非也。有墨无笔亦非也。仰稽古昔，翘首时流，能兼而有之者，方称大家矣。

潘天寿《竹鸡图》76×41.5cm 1961年作 成交价448.5万元

      画事以笔取气，以墨取韵，以焦、积、破取厚重。此意，北宋米襄阳已知之矣。

      原用墨之道，浓浓淡淡，干干湿湿，本无定法，在干后重复者，谓之积，在湿时重复者，谓之破耳。全在作者熟练变化中，随心随手善用之而已。

      泼墨须在模糊中求清醒，清醒中求模糊。积墨须在杂乱中求清楚，清楚中求杂乱。泼墨须在平中求不平，不平中求大平。然尚须注意泼墨、破墨、积墨三者能联合应用，神而明之，则变化万端，骈瑧百彩矣。

潘天寿《鸟石图》67×45.5cm 成交价460万元

      用墨可在枯中取湿，湿中取枯，关键每在用笔。

      墨须能得淡中之浓，浓中之淡，即不薄不平矣。其关键每在用水用纸。

      用浓墨，不可痴钝，用淡墨，不可模糊，用湿墨，不可混浊，用燥墨，不可涩滞。

      用墨难于枯、焦、润、湿之变，须枯焦而能华滋，润湿而不漫漶，即得用墨之要诀。

       用枯笔，每易滞涩而无气韵。然运腕沉着，行笔中和，灵爽不浮滑，纾缓不滞腻，而气韵自生。用湿笔，每易漫漶而无骨趣。然取墨清醒，下笔松灵，乱而有理，骨气自至。于此可悟米襄阳之湿皴带染，满纸淋漓，而有层次井然之妙，与夫倪高士（云林）之渴笔俭墨，纵横错杂，而瑧痕迹具化之境。